的确如此，在深圳，来自日本的创业者很少。或许是担心带着技术来到这里创业最终只能落得“被山寨”的结局。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事实，世界上诞生了最多专利的正是这座城市。我在当地听到这样一句话，“硅谷的一个月就是深圳的一星期”。这种速度感与人、财、物飞跃日本直接连通美国西海岸的现实值得我们好好关注。

而从信息技术和相关设备发明以来，情况就更糟糕了，开始不断有人高喊着“隐私已经终结”。你看，相机和摄像头的发明，便利了对人的偷拍和监控；电报和电话的发明则让我们更容易遭到窃听；计算机的发明，让个人隐私传播更加方便；而一定规模的身份证号、手机号码倒卖市场的形成也大多得益于此。从技术上来说，我们痛心疾首的徐玉玉案的根源，也在于此。

《土耳其订购的首批中国产新冠疫苗运抵安卡拉》评论家黄秋耘写了很多当时看来完全够右派资格的文章，林绍纲至今记得他有一篇文章叫《刺在哪里》，文辞严厉。但邵荃麟是黄秋耘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时期的老领导，对他知根知底，党组会上将他力保了下来，只做留党察看。